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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,50岁,23岁到芬兰生活,他们喜欢桑拿配冰泳,享受冰火两重天

2022-12-02 16:31:05 538

摘要: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48位真人的故事我叫何波@芬兰波哥,祖籍江苏,1972年出生于上海。90年代,父母作为访问学者带我来到芬兰,为了面子我选择留在国外生活。刚开始,异国的生活并不顺遂,整个国内不足1000华人,工作很难开展。摸爬滚打11年后,...

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48位真人的故事

我叫何波@芬兰波哥,祖籍江苏,1972年出生于上海。

90年代,父母作为访问学者带我来到芬兰,为了面子我选择留在国外生活。刚开始,异国的生活并不顺遂,整个国内不足1000华人,工作很难开展。摸爬滚打11年后,我的生活逐步进入正轨,还娶了德国留学生。直到孩子出生,我突然心生恐惧,不得不告别生活27年的芬兰。

(我和我的两个宝贝孩子)

1972年,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中,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师,后来响应下乡政策,来到安徽工作。从记事起,我们一家就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,这里安静祥和,还有很多小伙伴。

那时候,物质匮乏,买东西不但用钱还得凭票。父母是北京户籍,这些粮油关系的票据都是从北京获取的,为了能将它们派上用场,不得不把票据转成全国的,最后再换成安徽的。这是我童年生活中,感觉最为麻烦的事情。

好在凡事都有两面性,由于父母北京下迁的光环,我们所住的大院,几乎很少停电停水,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。童年的生活,无忧无虑,家里虽算不上富裕,但父母给了我和妹妹,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。

(我们一家刚到芬兰时的照片)

时代的发展,带来了更多的机遇,也让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改革开放以后,父母幸运地获得了作为第一批留学生,去英国留学的机会。经历了两年的留学生活,父母为了增长学识,90年初又申请了作为交换访问学者,到芬兰学习的机会。1995年,父亲为了能让我和妹妹学习深造,开拓眼界,便带我们到这里读书。

那时候,出国热盛行,很多人砸锅卖铁借钱出国,夫妻一方和孩子留在国内是常有的现象。而且,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,能留在国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,没本事的才会混不下去回国来。以至于,父母留学回国后,我和妹妹仍选择继续留在芬兰发展。

然而,在异国生活和打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初到芬兰时,我仿佛陷入了一个“文化荒漠”,语言、文化、生活上的差异,给我带来诸多不适,再加上对国内、家乡的思念,让我痛苦不堪。那个时候听不到乡音,吃不到中国菜,也交不到朋友,感觉自己的圈子一下子缩得很小。

(芬兰赫尔辛基大教堂是一座路德派新教教堂,宏伟的建筑内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塑)

当时大使馆每隔一段时间会把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发给我们,由于没有什么国内的东西可以看,我就把海外版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把它翻烂,心里能默背下来。还感慨这里,为什么不像伦敦、巴黎,华人众多,有中文的圈子,可以用中文交流。

那个年代,想在芬兰买中国的调味品,比如辣椒酱、榨菜、酱油,简直太难了,除非坐船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亚洲超市。

对于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,想做中国菜比登天还难。而且芬兰这边人吃东西很简单,就是烤一烤或者微波炉热一下,吃得原汁原味,完全没有炒菜这种概念。学校里虽然给配了炉子,但它功率不大,除了能煮点东西之外,别无它用。

父母虽是高校老师,但他们微薄的工资,并不足以供我和妹妹在国外生活。而且,我们也希望能减轻家里的负担,留学期间一直想方设法勤工俭学。

(古时候的芬兰—乌戈尔人把熊视为既让人害怕又让人尊敬的图腾动物,至今芬兰人仍把熊当作“森林之王”)

可是,异国的生活,就像在空中行走,脚下没有任何保护,每一步都格外艰难。在还没有融入当下环境的情况下,我找不到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,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。

当时在芬兰的华人很少,大约只有1000人左右。可想而知,作为一个黑头发、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多惹眼,比如当初我去做一份清洁工的工作,旁人投过来的眼神。虽然不是歧视你,但那些好奇的眼神就可以杀死你。那种当初在国内作为大学生“天之骄子”的自豪感,顷刻间被击得粉碎。

勤工俭学的日子很辛苦,但身体上的苦只是一小部分,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。精神上的孤单寂寞才是最苦、最难熬的。而且,那阵儿也没有互联网,打电话又贵,以至于我郁闷状态持续了好几年。

(1993年,芬兰海豹硬币5马克)

当时只能通过公用电话亭,打电话和国内联系。那会儿还没有欧元,芬兰人用的货币,叫芬兰马克。电话亭的两个硬币孔,分别能塞进一马克和五马克的币值。我们打多了便发现,连续塞5个一马克的,要比塞1个五马克的,能多打30多秒。

为了能花最少的钱,打最多的电话。我们常常换一兜子一马克的硬币,拿个塑料袋装着不停地往里塞。

尽管打电话,能稍稍疗愈我,但它只能暂时缓解我在异国的孤独冷清。想要在这里生活,还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,最基本的就是要攻克语言这一关。

芬兰是一个双语制的国家,语种分别是芬兰语和瑞典语,但是整个社会层面,百分之九十都是讲的芬兰语,讲瑞典语的很少。在社会层面上,当地人会先用芬兰语或者英语与外国人交流。

(准备去挪威海边,第一次开船,我却看不懂地图)

然而不凑巧的是,我当时读的是瑞典语的大学。在学校学习时,虽然可以用英语和老师交流,但碍于自己的哑巴英语,还是遇到很大的问题。他们说什么,我听不懂,自己想说什么,也要提前考虑各种语法结构,等到知道该如何表达了,那个场合已经过去了。

那时,没有免费的资料去学习,我也花不起钱,为了提高英语水平,我去看了大量的美剧。由于电视没有录像功能,我就把它当成上课一样,聚精会神地看每一集。

幸好大多数美剧都比较贴近生活,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,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。另外,通过在学校里有意识地学习,我的瑞典语也进步不少。

语言的进步,让我先前的沟通障碍得以缓和。渐渐地,我开始交到了朋友,还了解了不少当地的新鲜事。

(独特的木桶桑拿房,冬泳之后蒸一蒸,暖暖身子)

记得有一次,我受朋友邀请到他家里做客。吃完饭后,朋友叫我去蒸桑拿。在芬兰,蒸桑拿是传统的待客之道。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乡下,一家人会不分男女老少,赤诚相待在一间房里蒸桑拿。当时我真是尴尬极了,恨不得用脚趾,在地上抠出个洞钻进去。

桑拿是芬兰走向世界的一个文化特色,在乡下传统的桑拿,是建在湖边、海边或者河边。

芬兰人不喜欢酷热的天气,气温超过30℃,就觉得难以忍受,却钟爱“冰火两重天”的体验。桑拿温度很高,一般80℃~100℃,芬兰人喜欢在桑拿屋待很久之后,跳到冰凉的湖里。甚至冬天,在湖面上凿个洞,从桑拿屋出来直接跳进去。

朋友说,他们从小就这样洗桑拿,一周洗两三次,桑拿渗透在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后来我还了解到,除了办公室、船上有桑拿屋,就连矿井里,深入到下面200多米的地方也会有矿工们洗桑拿。

最令人惊奇的是,在赫尔辛基有一个桑拿屋是建立在摩天轮上,可以一边洗,一边看风景。还有滑雪缆车的吊舱里,也有桑拿屋。据说芬兰人在打仗时,挖战壕以前,也要先建了桑拿屋,没有桑拿都不愿意干别的。

(芬兰桑拿房中的配置,蒸桑拿温度很高,一般80℃~100℃)

留学这几年,我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、文化特色。芬兰人大多比较友好,虽然我没碰到过歧视,但是在找工作上还是远不如当地人有优势。

幸运的是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,我的生活也有了起色。通过它,我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国内情况。记得当时,我在网络收音机搜到的第一个在线的中文频道叫西湖之声,那阵儿我几乎每天都会在网上收听,这个习惯持续了好几年。

2001年,我获得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,是给酒店做数据相关维护。期间由于有经济焦虑症,我还会利用其余时间打几份工。那时候常常是早上五点起床干活,一直干到晚上11点。

为了准时上班,我买了张CD,通过每天定时播放歌曲,叫自己起床。由于CD机没有续放功能,每天都只能从头放。搞得我那会儿听到这张CD的开头,就会很烦躁,因为又要起床了。

彼时的生活,让我疲惫不堪渴望休整。于是,在2004年夏天,我将所有工作都辞了,和朋友一起租了辆车,去北欧玩转了一圈。出乎意料的是,这次旅行不仅让我的心身得到放松,还给我带来了新的工作机遇。

(我的导游证)

正是这次旅游经历,让我发觉当导游是份不错的工作,不仅能赚钱,和更多人交流,还能到处玩。回来后,我在网上看了大量的相关招聘信息。

机缘巧合,我遇到了领我进旅游行业的师父。那个年代,来北欧的,除了一些公务团或者商务考察团,私人旅行团鲜少。师父当时接了很多,商务团队来北欧考察的单子,急需用人。我就递了简历,他看我有大学背景,又去过美国,会讲中文,有驾照,还转过北欧,觉得我比较有经验,便录用了我。

没承想,当一名合格的导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我刚开始带团时,就状况百出。后来为了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业务水平,我去参加了一个学习班,考取了职业导游证,算是芬兰第一批正式的挂牌华人导游。

期间,我带了不少旅行团队。最让我开心的是,有机会碰上国内同胞来这旅行,熟悉的语言,一样的皮肤颜色,让我倍感亲切。

(我带团时,和旅客在姆明乐园)

那时,有不少国内的旅行团来到芬兰。由于他们大部分没有来过欧洲,只是凭借地图和网上的资料安排游客,在旅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烦。

于是,他们找我来帮忙,这份来自国人的信任,让我倍感荣幸。没想到的是,无心插柳柳成荫,我因此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资源。

然而好景不长,2006年师父的公司转型,没有了带旅行团的业务,我沦为失业人员。原本充实的生活,瞬间变得空虚、焦虑和不安。

失业的压力,让我萌生了创业的打算。但自己开公司并不是件简单的事,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学习相关法律;筹集资金,租经营场地,置办设备仪器,跑各种资质……忙得焦头烂额。幸好,功夫不负有心人,公司顺利营业。

有趣的是,生活中总会有些猝不及防的惊喜。我在公司带团期间,碰巧认识了今后和我携手相伴的恋人。

(异地恋注定不容易,中间的小摩擦也是家常便饭)

她是湖南人,当时在德国留学,正好在假期陪母亲游玩时,参加了由我带领的北欧旅行团队。相仿的年纪和相似的留学背景,拉进了我们的关系。说不完的共同的话题,让我们互生好感,渐渐地走到了一起。

恋爱期间,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飞去看她。芬兰和德国相距不远,当时欧洲有很多廉价航空。最便宜的一次,我仅花了5欧元,便买了一张飞3个小时的机票,她在寒暑假时也会过来看我。但异地恋注定不容易,中间的小摩擦也是家常便饭。

有一次,闹矛盾后为了哄她开心,我决定开车去见她。芬兰到德国有个24小时的轮船,我特意早上六点钟出发,坐了一夜的船。第二天快八点才到德国南部,下船后又开了6个小时的车,才到她所在的城市。到那时已经是深夜,于是我在车底装了很多底灯,然后打电话叫她下来,她看到后既震惊又欣喜。

(我和朋友在北极圈里骑马)

我是一个不擅长言辞的人,这已是我想到最浪漫的表达方式。后来,女友毕业,打算来我身边。当时为了给她办芬兰的居住证,颇费了一番周折,还因此闹出一场乌龙。

那时只能以公司的名义,给她办工作性质的居住证,但芬兰这边招聘是公开的,必须要在劳务部门发一个招聘广告。结果发完之后,劳务部门三番五次地跟我说,这里有很多失业人员,受过职业训练,工作能力强,你为什么不招?搞得我头大。

逼不得已,我就把招聘条件的范围越缩越小,条件越来越单一,就差直接跟劳务部门说,我想招的人是我的女友。

女友过来以后,在事业上帮了我不少。期间我们结了婚,公司发展也越来越好。但随着欧盟东扩,我们的旅行团遭遇了不少麻烦事。

很多东欧人过来,偷游客的东西。游客丢钱包还是小事,最头疼的是丢护照,要先去警察局开证明,到大使馆补办临时通行证,还要拍照等等。所幸,在一番折腾后,这些麻烦事最后都能一一解决。

(旅行时看到极光非常梦幻)

旅游带团这些年,我也算侧面见证了,祖国变得富足强大的过程。国内的旅游团由之前的公务团、商务团,到现在随着圣诞老人村、北极光、冰雪等项目在国内的逐渐火热,更多老百姓开始慢慢地愿意到北欧来玩,这些无一不折射出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。

还记得,1998年的回国经历,当时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芬兰的存在。一次聚会上,朋友都很好奇我留学的地方。有朋友就问,你去的国家是有风车吗?我说那是荷兰,还有朋友问,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集中营?我说那是波兰。

其实,刚来芬兰时,很多当地人对中国、对亚洲也没什么概念。我跟朋友去酒吧玩,他们问我是从哪来,我让他们猜猜,他们有的说朝鲜,有的说日本,还有的说韩国,围着中国一圈下来,就是不说中国。

而且整个社会上,基本看不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。90年代,芬兰这边只是有些低档的服装是中国产的,后来发展到满大街都可以刷银联、网上付款,都是针对中国游客。

很多小商小贩跟你打招呼的第一句话,由こんにちは(空尼奇瓦)变成你好,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。

(越老越多的老百姓喜欢到圣诞村来旅行)

街上会出现中国风的东西,偶尔会碰上很擅长讲中文的老外。从中可以感觉到,这样一个偏远的欧洲小国,对中国也开始慢慢重视起来。

另外,芬兰航空是最早和中国建立直航的西欧航空公司,1988年就有从芬兰赫尔辛基到北京的支行,一度成为北欧和中国联系最重要的。之后,随着国内市场的打开,又增加了到香港、上海、成都等地的支行。

在异国见证祖国的发展壮大,让我欣喜不已、骄傲难抑,但彼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,会因一个听闻,对未来心生恐慌。

我在芬兰生活多年,看到了太多华人子女,由于从小缺乏国内文化的教育,各方面都以西方文化为主,甚至不愿意吃中餐。这让我心生焦虑,唯恐我的下一代忘记自己的根脉。

之前听说过朋友女儿的一个故事,让我久久不能释怀。朋友夫妻俩也是在芬兰打拼生活,他们的女儿在芬兰出生、上学。起初,夫妻俩想让孩子学好中文。于是,在女儿放学后,给她安排了中文课程,但孩子天性爱玩,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老师。

结果,老师就指责夫妻俩,违反了芬兰的教育大纲,影响了孩子快乐的童年。

(芬兰中小学生,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,每天的正式在校教育一般只有四五个小时,之后就开展课外教育活动)

这个女孩就在老师的“庇护”下,拥有了不学习中文的权利。女孩上学时成绩一直都很好,后来考上了芬兰最好的商学院。但之后,发生的一件事让她追悔莫及。

她在商学院时,帮助课题组教授写文章,教授看她是中国人,说:“你是中国人,正好我们要研究中国市场,这里还有很多中文资料,你帮我去研究一下。”闻言,女孩呆愣在原地。

原来女孩除了能听、能说中文,她看不了也写不了中文。这时候,她再想埋怨父母当初为什么不逼自己一把,以于事无补。

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,我觉得孩子学什么语言都可以,这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。‍‍但是如果你把一门14亿人说的语言给放弃掉了,去学一门全世界只有600万人说的芬兰语。即使学得再精通,‍‍也只能和600万人交流,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了芝麻。

(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,才是真正的教育)

此事后,我开始考虑将芬兰的业务重心,移向国内。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中国文化为主,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化传承。即便以后他可能到西方留学或者深造,但我仍然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文化隔阂。

另外,中国人都是以孝为先。父母年纪越来越大,也需要我们的照顾,再加上国内发展的越来越好,这些更坚定了我带妻儿回国发展的决心。

2013年,妻子怀孕,我将她送回国内老家后,开始了往返与国内和芬兰的两地生活。期间,大部分时间我留在国内陪她,空余几个月飞往芬兰处理公司业务。

(在帝王蟹之乡希尔克内斯,饱餐帝王蟹,吃到撑!)

2014年,我们迎来了孩子的降生。为了日后在国内的生活,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相关的国内市场和经营模式,参加朋友聚会,也会去学习些酒桌文化,并和一家法国公司合作,在上海开了办事处。

没想到,一场疫情来袭,将我滞留在了芬兰。如今,我和妻儿父母虽暂时不能团聚,但看到孩子们在国内的茁壮成长,心里的踏实感难以言说。

李嘉诚曾说:“任何事业的成功,都弥补不了教育子女的失败。”我深以为然。教育子女是个道阻且长的过程,需要家长去做好模范,并与孩子建立联结,而祖国文化教育更是不可或缺。

【口述:何波】

【编辑:拾年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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